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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二十卷，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吴鼒刻本影印，系四部要籍选刊子部的第三种。

吴鼒本《韩非子》以影钞宋乾道本为底本，复经顾千里校勘并合刊《识误》，校勘精审，刊刻精美。乾隆以后《韩非子》的许多重要版本，如《二十二子》本、《韩晏合编》本、《四部备要》本，都以吴鼒本为底本。

《韩非子》在思想和文学层面均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思想上，强化君主权力，主张变法革新，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为封建君主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上，逻辑严密，文风峻峭，兼具强大的说服力与独特的文学美感，是先秦散文中的精品，各种先秦文学史都不得不为其设立专章，承认其在文学领域的突出地位。

前言

出版

説

明

《韓非子》二十卷，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吴鼒刻本影印。

韓非，生於公元前二八〇年前後，卒於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是戰國時韓之宗室，或推測其是韓釐王或桓惠王之子。韓非爲人口吃，不善言談，但善於著書。他曾與李斯一起師事荀卿，令李斯自歎弗如。當時韓國國勢日衰，韓非多次上書進諫而未被韩王採用，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等篇，凡十餘萬言。這些文章流傳到秦國，秦王讀而悦之，感歎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於是秦人攻韓，韓王被迫派韓非出使秦國，但其赴秦後並未得到秦王的信用，反而因爲李斯、姚賈的讒害而被下獄治罪。他在獄中無從辯解，只能服下李斯派人送來的毒藥自盡。秦王後悔，使人赦之，卻已來不及。韓非的學説是戰國時期重要的理論建樹之一，而其經歷卻是典型的天才被政治鬥争扼殺的悲劇，故司馬遷云：“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耳。”他的生平具載於《史記·韓非列傳》，陳千鈞《韓非新傳》、馬世年《〈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章也就相關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

韓非之學，源自道家，而以法家見稱。司馬遷已指出：“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關於刑名法術之辨，吕誠之《經子解題》的詮説尤爲精要：

刑名法術，世每連稱，不加分别，其實非也。刑名之刑，本當作形，形者，謂事物之實狀，名則就事物之實狀，加以稱謂之謂也。凡言理者，名實相應則是，名實不相應則非。言治者，名實相應則治，不相應則亂。就通常之言論，察其名實是否相應，以求知識之精確，是爲名家之學。操是術以用諸政治，以綜覈名實，則法家之學也。故形名二字，實爲名法家所共審，而名法二字，亦可連稱。法術二字，自廣義言之，法蓋可以該術，故治是學者，但稱法家。若分别言之，則仍各有其義。法者，所以治民；術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言法者宗商君，言術者祖申子。見本書（《韓非子》）《定法篇》。法家之學，世多以刻薄訾之，其實當東周之世，競争既烈，求存其國，固不得不以嚴肅之法，整齊其民。且後世政治，放任既久，君主之威權不能逮下，民俗亦日益澆漓。故往往法令滋章，則奸詐益甚，國家愈多所興作，官吏亦愈可借以虐民。在古代國小民寡、風氣醇樸之時，固不如是。天下無政治則已，既有政治，即不能無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分。然同是人也，治於人者固須治，豈得謂治人者即皆自善而無待於治。今世界各國，莫不以治人者别成一階級爲患。其所謂利，上不與國合，下不與民同。行政官吏然，民選立法之議會亦未嘗不然。世界之紛擾，由於治於人者之蠢愚者，固不能免。出於治人者之狡詐昏愚、嗜利無恥者，殆有甚焉。術家之言，固猶不可不深長思也。韓非謂言法者宗商君，言術者祖申子。今《申子》書已不傳。世所傳《商君書》雖未必僞，然偏激太甚，而精義顧少，遠不逮《管》《韓》二書。道法二家，關係切。原本道德之論，《管子》精；發揮法術之義，《韓非》尤切。二書實名法家之大宗也。

《漢書·藝文志》云“《韓子》五十五篇”，根據周勛初《韓非子札記》的考證，應是劉子政編成。《史記·韓非列傳》張守節《正義》引阮孝緒《七略》

[①]

曰“《韓子》二十卷”，後《隋書·經籍志》云“《韓子》二十卷目一卷”，至宋人陳伯玉撰《直齋書録解題》，其卷十云：“《韓子》二十卷，《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説難》之屬皆在焉。”因知此書五十五篇二十卷的規模一直延續下來，没有明顯變化。

《韓非子》宋槧今無存者，但追溯傳世諸種版本的源頭，可以推見宋代至少存在兩種刻本：一是五十五篇本，有“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的字樣，即所謂乾道本，一是五十三篇本，與前者相較，缺少《姦劫弒臣》與《説林下》的篇名及部分文字，故被稱爲“缺刻本”（這個名稱很奇怪，但研究《韓非子》的論文多如此稱呼，也只好從俗）。

張覺《宋刻本〈韓非子〉流傳考述》曾根據各自的衍生版本推考宋乾道本與缺刻本的異同，終歸納爲五點：（一）後者無目録。（二）前者每卷前後稱“韓非子卷第幾”，卷前有子目；後者稱“韓非子卷之幾”，卷前無子目。（三）後者脱文較多，從《和氏》篇“未爲主之害也”的“害”字一直到《姦劫弒臣》篇的“亦知方正之不”均脱去，且缺《姦劫弒臣》之篇名，故二者連成一篇。《説林下》自篇首起脱去“伯樂教二人相踶馬”至“三蝨食彘……人乃弗殺”共十六條，《内儲説下六微》篇自“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之“甚”字至“乃誅萇弘而殺之”共二十八條，皆脱去。（四）前者《喻老》篇在卷七，《説林下》的正文在卷八；後者《喻老》篇在卷六，《説林下》的正文在卷七。（五）前者《顯學》篇“夫求聖通知”下脱去七十七字，後者完整。

考察乾道本系統在清代的流傳，有兩個版本至關重要。一是清人李書年所藏乾道本原書，一是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以乾道本爲底本）。前者缺第十四卷第二葉而後者不缺，後者缺第十卷第七葉而前者不缺，彼此間文字亦有出入，故雖然同屬乾道本系統，後者卻並非依據前者鈔成。

李書年儘管藏有宋槧，但其初並不了解此本的價值，在京師做官時，曾打算以三十金的價格售與孫淵如。淵如“未之買，并爲言此書之可寶”，於是李氏方有“子孫世守”之志（事載《蕘圃藏書題識》卷四）。顧千里《思適齋書跋》卷三“韓非子二十卷”條云：“庚申（一八〇〇）九月，聞孫淵如觀察云，曾見宋本於京師，屬畢君以恬校出一部。擬從借觀焉。”當即指此本。後張古餘以校書之名向李書年借得宋本并影鈔一部，其間經過或頗曲折，故黄蕘圃云“古餘之借，難之又難”。宋槧原書已佚，而張鈔現藏上海圖書館。

《思適齋書跋》云：“黄三八郎宋槧在署蘇州府知府張古餘先生處，述古堂本闕一葉，今補全。癸亥（一八〇三）正月又記。”《韓非子識誤序》云：“歲在乙丑（一八〇五），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

在這段時間里，顧千里用乾道本、影宋鈔本與《道藏》本反復校勘，其《韓非子識誤》當於乙丑年初步撰成（據李慶師《顧千里校書考》説）。影鈔、校勘之後，宋槧原書仍奉還於書年。

嘉慶辛未（一八一一），吴鼒（字山尊）禮謁書年於塗次，求借乾道本，被以書在里中的理由婉拒。六年後，丙子（一八一六）六月，李氏才專門派人將該本送至時在揚州的山尊手中。吴氏“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徐子晉《前塵夢影録》卷下云：“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張古餘、吴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爲翰屏手書。”則所謂好手當指許翰屏。次年（一八一七）五月，吴氏攜帶影鈔本至江寧，孫淵如勸其付梓，至戊寅（一八一八）五月刻成。雖然刻本牌記題曰“全椒吴氏四世學士祠堂藏板”，而校刊之責實由千里任之，故山尊在卷端自序中稱“不敢鷃披隼翼，鹿蒙虎皮”，仍特别對顧氏之功予以表彰。

吴山尊覆刻《韓非子》，既以宋乾道本的影鈔本爲底本，復經顧千里校勘并合刊《識誤》，其寫樣工許翰屏、刻工劉覲宸與劉仲高亦皆一時之選，

[②]

故此覆刻本無論是文本之精還是形式之美均遠遠勝過當時通行的其他刻本，在宋槧原書已經亡佚而同屬乾道本系統的述古堂影宋鈔本尚未印行的這段時間里，被公認爲研讀《韓非子》的版本，至有“善本”之名（王欣夫先生《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未編年稿卷四語）。以吴刻本爲底本輾轉翻刻重印者，後世屢見不鮮，如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揚州汪氏刻“韓晏合編”本、日本弘化二年（一八四五）修道館刻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新化三味書屋刻本乃至中華書局排印的《四部備要》本，由此也可見吴刻影響之深遠。

關於吴刻本，有三點需加注意。一、雖然覆刻乾道本與顧撰《識誤》合刊一書，且《識誤》置於卷末，但《識誤》之成書實在覆刻乾道本以前，並非爲配合覆刻而作，故其未能一一標明正文中對乾道本的校改固然遺憾，卻不能以此苛責古人（參見李慶師《顧千里校書考》）。二、儘管張古餘影鈔本、吴山尊覆刻本同源於李書年藏宋乾道本，二者文字卻多有差異，周勛初《〈韓非子〉版本知見録》取這兩種本子與述古堂影宋鈔本校勘，證明張鈔更近於宋刻之真，而吴刻則多有改動，故後者雖夙稱影刻，其實與黎蒓齋的《古逸叢書》一樣，仍應歸於校正覆刻本的範疇，不可視同宋槧。三、後世翻刻吴本者甚衆，但學者引用這些翻刻本時往往没其來歷，徑稱爲乾道本，如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梁啟雄《韓子淺解》、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皆有此弊，故所校常與吴刻本不合，遑論乾道，今天參考這些前人校記，應覆核底本，不可盲目信從。

吴刻本雖然時代晚近，流傳似仍較狹。《文禄堂訪書記》載方柳橋手跋《道藏》本《韓非子》云：“余向所藏《韓非子》爲明趙用賢刊本、明刊迂評本及《十子全書》本。後獲日本弘化重刊顧澗濱所藏宋乾道本，卷末附《識誤》三卷，惜非吴山尊原刻，每以爲歉。”柳橋是晚清著名藏書家，這段跋文落款爲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八月，去吴刻成書不過二十年，已有難得之歎。前人引文時，往往以各類翻刻本代表吴刻本乃至乾道本，也可從側面印證吴刻本印數較少的推測。此次傳古樓影印的底本是獨山莫善徵舊藏，刻印精美，紙墨俱佳，行於坊肆後，學界同仁或可藉以避免重蹈用翻刻本代表吴刻本的覆轍。

《韓非子》的邏輯嚴密，文風峻峭，兼具强大的説服力與獨特的文學美感（儘管他鄙視一切屬於藝術、美感範圍的東西），所以各種先秦文學史都不得不爲其設立專章，承認其在文學領域的突出地位，但其宗旨是揭露人性的弱點與政治的弊端，進而利用這些負面因素實現對社會各階層的嚴厲控制，故其論述愈動人，其意境則愈恐怖，至有不寒而慄之感。筆者將吴刻《韓非子》列入《四部要籍選刊》擬目時，已有前輩不以爲然，認爲其書太殘酷無情，徒壞人心，還是不印爲好。當時我未理解其意，後來才想起關注、研究《韓非子》的學者，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確實都不乏刻薄偏狹的言行。顧千里校《韓非子》極勤，從嘉慶丁巳（一七九七）到戊寅（一八一八），先後用馮己蒼校張鼎文本、惠松崖過録馮校並自校之趙用賢本、述古堂影宋鈔本、宋乾道本及《道藏》本參互比勘，又主持吴本校刊之役，是集前人大成，有功韓學匪淺（詳見李慶師《顧千里校書考》）。而歷數其生平之交游合作，往往以反目告終。段懋堂、黄蕘圃自不必贅言，即使是支持其刻成此書，又力避掠美的吴山尊，也“以事隙末”，所以尊顧如欣夫先生者，同樣不滿於千里之“忮刻”，云：“我儕於顧氏當服其學問之淵博，而深戒其度量之偏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未編年稿卷四語）至於今人有以研究《韓非子》卓然成家者，其批評前人疏誤，命題之狠厲，措辭之激烈，亦近年業界所罕見。這也許是一定程度上的巧合，但研究古人之學問，勿傳承古人之戾氣，確實是讀此書者尤應注意的。

《韓非子》揭示的階級社會是如此真實而不美好，設計的方法又極冷峻而高效，這讓我想起了羅曼羅蘭《米開朗基羅傳》中的話：“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的真面目——並且愛它。”或許這才是認識本書的正確態度。郢書燕説，此之謂乎，一笑。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①]

按阮孝緒所著乃《七録》，非《七略》。

[②]

吴刻本目録後刻“江寧劉文奎子覲宸、仲高鐫”，而周勛初《〈韓非子〉版本知見録》稱吴刻本的刻工是劉文奎、文楷兄弟，與書中題名不合，未知何據。